年少时失去读中学机会的莫言,当时正式的学历就是小学五年级。因为年纪比同学小,莫言第一年上学时非常痛苦和恐惧,一下课就往家跑。这种情况在第二年时有所好转,因为他的学习成绩慢慢好起来,老师也开始表扬他。
小学三年级开始,莫言开始显露出写作上的才华。他还记得,自己第一篇引起老师注意的,是一篇写“五一”体育运动会的作文。有的同学写流水账,莫言只重点写了篮球比赛,其他的没写。老师评价他的作文写得好,当成范文在班上读。那件事一下子激起莫言写作文的热情。后来他的作文每次都会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有时候甚至被拿到临近的农业中学去,让中学生学习。
尽管热爱阅读,莫言小时候能接触书的机会并不容易。他曾经在与台湾作家交流时说:你用眼睛看书的时候,我在用耳朵“阅读”。“阅读”什么?听老人讲各种故事,鬼怪妖狐、历史传奇、土匪好汉,哪个地方曾经有过战斗,哪个地方曾经出现过奇怪的人物,哪个地方发生过灾难等等。这些后来都变成莫言小说的素材,他把听到的基本都写到了小说里。莫言将那些年留下来的经验称之为“害怕”,因此恐惧感在他早期的小说里表现得很充分。
他认为,如果不是后来搞文学,自己年少时十几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就没什么用处。但放在文学创作中,就非常宝贵。“我想这也是构成我的小说和其他人小说风格不一样的重要原因。如果我读着经典名著长大,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作家了。”莫言说。
为了读书,莫言付出了不少代价。他发现一个同学家里有套绘图本的《封神演义》,就去帮人家推磨。那时候农村吃饭自家要有个小石磨,用来粉碎粮食。那是最令孩子们反感的劳动,但是一天不推磨就没饭吃。所以,放学以后,父母亲在生产队劳动,孩子就在家里推磨。莫言说,那个小孩也很霸道,会对自己说“你推10圈看一页,再推10圈看一页。”
还有一次,莫言借了别人的《青春之歌》,对方要求第二天就归还。他于是抱着书就钻进草垛看,不顾家里养着的羊,宁愿晚上挨揍,也要把书看完。
莫言对母亲当年的开明非常感激。他回忆说,只要是自己在学习方面要钱,母亲都会支持。有次他想买一套《中国通史简编》,价格是四块五。那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母亲问他买了之后能不能保证念,莫言自然回答说会念。颇为犯愁的母亲,还是从手巾包里拿出了五块钱给他。莫言后来也确实认真读了那套书。克服种种困难的莫言,很快就把周围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了一遍。这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从198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至今,莫言出版了众多篇幅不等的小说、散文集,以及影视文学剧本和话剧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本语、韩语等十几种语言,并先后斩获了海内外诸多奖项。
谈到自己的早期作品,莫言说那时候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今回过头来一读,发现都是模仿之作。当然模仿得比较高明,不是一字一句抄的,而是模仿人家作品的氛围、语言、感受,那种节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背后的范本在哪里。
他认为,作家的创作风格是和他整个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当年写《红高粱》,没什么理论,就感觉应该那样写,结果还挺好。后来读书读多了,理论学多了,反而觉得要雕琢,搞出来一看就很匠气。
多年的创作过程中,莫言坦言也有不少煎熬的时刻。碰到写不下去的时候,自己会抽烟、来回散步、转圈、抓耳挠腮,或者看看电视、杂书。
在莫言看来,作家是写人的,也是写人心的,只能通过写作改变自己、改变社会。文学作品发挥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这种作用是非常微弱的。但毫无疑问,读读严肃文学,读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一方面可以增加对社会、对人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丰富自己的内心,使自己树立人生的价值标准,明白到底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