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声音是第一生产力

   没有文化考试，没有粉丝投票，选秀进化成比赛，音乐统治音乐。这一切是可能的吗？中国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经历了山寨、收视疲劳、“限娱令”、“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归根结蒂，我们不相信单纯的“音乐”和“声音”是有力量的。2012年《中国好声音》异军突起，这是《The Voice》的中国版，二百多页的正版“宝典”总结成一句话：如何让声音成为惟一的主角。世界上有43个声音，中国好声音是普适的声音吗？

比赛不必沦落为选秀。我们能否更狠一点：把声音背后的故事留给观众，只把声音留给评委。

    《中国好声音》的四位导师是刘欢、那英、杨坤和庾澄庆，导师背对学员，只听声音定取舍。节目从2012年7月13日开播后，收视率节节攀升，甚至一直“严打”选秀节目的国家广电总局，也对其做了表扬，7月18日《中国好声音》第一期播出后，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高长力公开表态：“以前那么多纯选秀、纯音乐评论节目，为什么不火？《中国好声音》火，就是（因为）导师是顶级的，来唱歌的老百姓的声音也是顶级的，这个节目做到了关照现实和注重品质。”高长力总结《中国好声音》大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站在巨人肩上”。所谓“站在巨人肩上”，是指《中国好声音》是在欧美大获成功的《The Voice》制作的大型专业音乐节目的中国版，由浙江卫视引进。

    在推出《中国好声音》之前的2010年，鉴于当时选秀形式的单调和泛滥，浙江卫视做了一档名为《非同凡响》反选秀的歌唱节目，初衷是通过老师带徒弟的方式，发现并且培养一批有实力的歌手。

    《非同凡响》没有采用海选方式，而是设立了门槛，参加的歌手必须由音乐院校和名人推荐，歌手必须出过一张唱片、发过一个Demo（小样）。选拔采用的是导师制，担任导师的有伍思凯这样的制作人歌手。竞赛方式是学员挨个上台演唱，三个导师亮灯选歌手，如果三盏灯都亮了，徒弟可以反过来选导师，形态和《The Voice》有不少暗合之处。

   2011年初，杜昉和同事看到了《The Voice》系列最早的《荷兰之声》。《The Voice》行销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开播了“美国之声”、“韩国之声”、“德国之声”、“英国之声”等不同的版本。模式方把各国的成功经验不断叠加积累，越发完善。2011年4月《The Voice》美国版在NBC开播，第一天就打掉了《美国偶像》总决赛的收视率，杜昉更坚定了信心。

此前，星空卫视也关注到了《The Voice》，并与模式方达成了引进的合作协议。星空卫视与浙江卫视开始联手制作中国版。

    按照《The Voice》的模式，中国版应该叫“中国之声”，但央广电台就叫“中国之声”。讨论最初想叫“梦想之声”、“非凡之声”，后来集思广益，加了一个“好”字——《中国好声音》。杜昉开玩笑：浙江卫视的节目大多是五个字的，《非同凡响》因为是四个字，没火起来，五个字的都火了。

    中方拿到的“宝典”是一份完整的剧本大纲和产品说明书，包括前期准备、内容安排、导师选择、学员挑选，现场音响的安装和调试，灯光的色彩、明暗的调校，甚至接线的方法，都有一套成熟的方案和严谨的制作流程，编导手记等也一一罗列。

   二百多页的宝典花了十多页强调“声音是节目惟一的要素”：这档节目只和声音有关，不考虑外貌；只有优秀人才中最优秀的佼佼者才能参加；最好的声音结合最好的想法，这是这档节目惟一关注的，不可能有任何让步；《The Voice》以寻找新的全国巨星为核心，寻找那个与众不同、真正一流、有能力坚持并带来独一无二的声音的人。

   《The Voice》要求四位导师在个性上有差别，四位导师中要有两个一线大牌，在流行音乐领域有一席之地，其中最好有一位是女性，在美国版里的女性是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中国版选的是那英，和她搭的是刘欢。为了邀请从来不做综艺电视节目的刘欢、那英加盟，灿星文化传播公司总裁田明先后十多次飞到北京，向他们进行说明和解释，并一一敲定档期。

    模式方还要求有一位是年轻人熟悉、现在还活跃在歌坛上的歌手，所以选了庾澄庆；第四位的名气比头两位要小一些，但也要为大多数人所知，音乐历程比较坎坷，与台上的学员有更大的亲切度和贴近感，音乐创作人杨坤由此被选中。

四位导师的个性鲜明：为了争夺学员，互相吐槽，互相“打压”，面对学员的情感故事，他们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让观众看到了他们性格中活泼生动的侧面。杨坤一直以“我今年要举行32场巡回演唱会，我会邀请你担任嘉宾”的承诺来拉拢学员加盟，不仅让其他导师忍俊不禁，还被观众冠以“三十二郎”的雅号。“杨坤今年的演唱会已经肯定不止32场了。”杜昉说。

   “《中国好声音》的模式力量在于，导师在节目中还原为普通人，他们爱才如命，毫不谦让，出手争夺有天赋的学员，原先远离大众的歌手变成了十分亲切的角色，他们的地位越高，颠覆性就越强；学员只要被一个以上的导师选中，就由被点评的学员变身为主动选择的角色，师从一位导师已经不易，何况可以在四位知名导师中决定自己的归属。”星空卫视《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如是归纳。
中国好声音》吸收整合了各国《The Voice》版本的长处，舞美设计综合了英、美两个版本的所长，地台是英国版的，背景是美国版的。

在《中国好声音》中，导师盲选转椅子按铃、学员讲故事等环节都全部照搬《The Voice》的模板，连高举麦克风做V字状的拳头也出自原版造型。演出场地的材质、舞台尺寸严格按照模式方提供的图纸和数据，在国内制作完成。

惟一例外的是导师坐的红色高背椅，包括按的灯在内的操控设备，由于来不及制作，只能直接从英国进口。在安装这四把椅子时，模式方的专家还在现场指导。

模式方不仅带来了“模式”，还带来了“细节”。演播现场是三面环绕的舞台，背景是黑色的，模式方要求场内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穿上黑色的衣服。受此启发，中方要求所有摄像机的三脚架全部用黑布包裹起来，保证画面的干净，以免器材的反光干扰了观众的视觉。

陈伟用了“史无前例”来强调《中国好声音》的音响配置：音响系统的配置和乐队的规模都超过原版，光是一套音响就花了两千万左右，比电视台做一场跨年演唱会的经费还要多；现场有三张调音台调音，请来的也是国内顶级的调音团队，奥运会开闭幕式的音响总监金少刚负责现场扩声和台上学员与乐队反听的两张调音台，给节目录音的是为王菲录音的录音师李军，音响工程为学员的现场演唱加了不少分……“观众质疑台上的学员唱得比别的节目好，是不是假唱？这正是我们成功的地方。”陈伟说。

    节目组棚录三天，可剪出两期可供播出的节目。模式方规定，录制现场必须有27个机位，把每个镜头都录下来，保证所有细节和稍纵即逝的情绪爆发点不会被错过。四个导师在台上的时候，四台摄像机捕捉他们的面部表情，等他们转过椅子之后，另外一边还有四台摄像机等着他们；同时还有两台摄像机以流动的方式抓取他们生动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每位学员上台的过程，必须有一台摄像机跟拍。

一期80分钟的节目背后至少有1000分钟的素材。

    节目以什么样顺序来播，谁先谁后，谁打头，谁结尾，都颇费思量，不能全是四个导师都转椅子的。播出版完全打乱了现场录制的顺序，节目组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小纸条，编导会像打牌和搭积木一样不断地组合拼贴，一档节目至少修改十次以上。

   每期《中国好声音》从制作到播出，只有一周剪辑时间，而在国外剪同样一辑，需要半个月，模式方惊讶于中国电视人的制作速度之快。

除了电视人加班加点已成习惯之外，电视台的高投入和激烈的竞争氛围也是答案之一。《中国好声音》有三百多个现场工作人员，加上音响、乐队将近500人，外景六个导演组，其中四个管正片，另外两个分别管花絮和推广节目，人数比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中心都多。《中国梦想秀》、《中国好声音》都是拼尽一个频道的力量去做一个节目，而且只做一季。

“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竞争，已经到了大片竞争的时代。”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希望《中国好声音》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励志大片。”

   陈伟表示：在这样的一种竞争态势下，通过小成本制作去搏，路很窄，偶然性也很强。如果还是做五年前《我爱记歌词》这样轻巧的节目，在今天已经没有那么容易成功了。

   杜昉说了一个故事：撒切尔夫人的幕僚有一天焦急地说，不好了，中国的电视机卖到我们的商场里来了。撒切尔夫人回答：什么时候中国的电视节目在我们的电视台播，你再来告诉我，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的梦想，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输出中国人能够影响世界的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