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如同江河日下,李约瑟认为原因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
1979年6月,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访问团写了一份报告,认为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为什么呢?第一,美国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第二,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第三,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第四,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翘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30多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又培养了五六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近二百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
美国大学的运动队始于20世纪初,而且水准很高,从中选拔了60%的奥运选手;一些名校拥有20多支运动队,涵括700-800名运动员,运动队吸引着学生报考、社会赞助和政府投入。在普林斯顿大学,50%本科生参加过校际比赛;在西部普通工科高校,研究生的体育选修课多达20门,包括高尔夫、乒乓球、瑜伽、围棋、迪斯科、街舞等等。英国“公学”同样十分注重体育活动。比较一下东西方的奥运选手,中国只有极个别的业余选手,其他都是职业运动员,每天就是训练训练训练,一心就把在比赛上得奖作为目标;外国选手中业余的占了很大比例,平时有自己的工作、生活,只在比赛前几个月才集中起来训练。